如果假定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根据在特定政策中的收益来决定游说政策制定者的能力，那么哪个利益集团在特定政策选择中的利益最大，通过的政策就代表该集团的利益。
现实是怎样的呢？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是日本的大约三十分之一，这是我的反演预测的初始状态。南方周末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计划生育 。
它的简单运用是逆向归纳，即由一个大致合理的终止状态沿时间递推返回到现实中的初始状态，得到一条预期演化路径。这是我假设可达的终止状态的下限。长期而言，不合理的制度可将一个社会锁入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不合理状态。可是，由于转型期中国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还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能不加解释地列出最重要的三类政策，旨在实现劳动工资在未来几十年内符合经济学效率原则的超常增长。关于这三项长期变量的长期研究表明：（1）自然界的哪些成分对人类而言成为自然资源，取决于人类的知识。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最初二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大约二分之一，是政策和制度变迁的贡献。最近，我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澄清我这些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又如，放宽医疗、教育、文化领域市场准入，可以吸纳更多高知识群体就业。
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扎实推进配套改革试验，如省直管县和乡（镇）财县管等。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是一项基础性改革，是抑制经济粗放扩张和节约资源的最有效手段，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重要条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凡是法律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领域，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一、消费增长与需求结构的升级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
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五、服务于消费的政府转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
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消费大国 。
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次，低碳经济之所以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畴，是因为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这点十分重要。
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弥补公共产品短缺的投资趋势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
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中国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元，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
二、加快城市化对消费的推动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元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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